左图：郭祁琦。 中上图：介绍农产品的张明霞。 中下图：2020年6月，张明霞及其他4名返乡的大学生。 右图：陈乐
“这就是我们甘肃定西的宽粉，吃起来很筋道，是用纯洋芋做的，没有添加别的粉。”27岁的张明霞扎一个丸子头，袖子撸得老高，端一盘用辣椒拌好的定西土豆宽粉站在镜头前。
她在四川工作过半年，但定西口音没变，为了让视频看起来更真实，说几句话，她就得埋头扒拉一口宽粉。身后的晒架上，半身长的宽粉雪白如练，衬得皮肤黝黑的圆脸盘姑娘愈加粗糙。
说张明霞“胖、丑”的人就没断过，她不在乎。土豆粉3斤一包，售价34.9元，煮之前还得泡上6到8个小时。就这么一袋地方土特产，返乡创业的第三年，张明霞用“甘肃胖娃娃在助农”的抖音账号，带出了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额。
上过四年大学，又回到泥地里“刨食”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我有10万亩有机基地，1000多亩的菌菇基地，这是包括种植业和农业服务在内的‘一产’。我还有核桃油加工生产线、火腿加工生产线、菌菇加工生产线以及机械设备生产，这些属于二产。我的电商产业园里还有旅行社、广告设计公司、电商服务运营公司，这些是三产。”云南漾濞的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从中南民族大学金融学系毕业后，郭祁琦回到家乡，从卖家乡土特产漾濞核桃干起，一寸一寸地扎进农业。如今，他刚满30岁，与表哥一起经营着六家公司，对各类农业政策、科技项目、操作细节如数家珍。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跟农业有关，新农业是大势所趋，从事三农行业也会有很多新的政策（扶持）。”选择返乡的“00后”扬州大学毕业生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连续几年政策引导的影响逐渐显现。“大学生返乡创业”“当代大学生返乡现状”“回农村的年轻人”，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用视频记录分享自己的返乡日常。
主动或被动地返乡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这是不是一条值得鼓励和探索的“就业路径”？对于这些问题，那些更早返乡的年轻人尝试给出答案。
来自乡村的隐痛与机会
定西，古丝绸之路重镇，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东大门”，因地处青藏高原、蒙新荒漠和东南季风区汇合之处，有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成为全国最适宜马铃薯种植的三大区域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被当地人称作“洋芋”的定西马铃薯，形整、质优、储存期长、淀粉含量高，享誉世界。
但在张明霞的记忆里，定西洋芋带来的不是骄傲，而是隐痛。她所在的陇西县，农民在高原上开出旱作梯田。没有大路，交通不便，每到土豆成熟，外来的收购商总要压价。“爸妈觉得收购商给的价格低，想多要两分钱，收购商就说，烂在地里去吧。”
“为什么大学毕业不去大城市工作，却待在农村，是不是想啃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明霞端着一碗土豆粉，特意录了一条视频：“我知道爸爸妈妈凌晨五六点钟就背着干粮去地里干活了，他们过得很辛苦，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所以毕业以后我选择了农村电商，想要和他们一起并肩奋斗，也可以让农产品有一个更好的销路。”
杨小强决定做农村电商，则是因为天水当地的特产花牛苹果。大专毕业后，他留在天水做电工，有一次，一位外地来的主播到天水直播卖花牛苹果，熟悉农户的杨小强帮着联络。直播结束后，农户问杨小强：“人家外地人都能卖这么好，你们这些本地娃娃，就不能试试吗？”和张明霞的父母为洋芋愁销路一样，因为果子滞销，每年都有农户被迫放弃，挖掉田里的苹果树。
郭祁琦则总是想起大二的那个暑假，他跟着从职业高中毕业的表哥“进社会历练”，因为曾向长春的欧亚超市卖过漾濞核桃，采购经理又找到他们，希望由他们帮忙，到漾濞隔壁盛产柑橘的宾川县采购一批柑橘。
为了找到口感最好的货源，找了一下午柑橘的郭祁琦试吃到鼻血直流，“舌头都要麻木了。”好不容易盯完一天，要付款时，才发现自己揣来的2万元远远不够。没有拿到足额货款，农户不肯放他走，郭祁琦解释也没用，只能反复协调，由采购方汇来全款，收到款子的农户再三确认，这笔订单才终于完成。
“为什么家乡会这么落后？我无法理解。”专业的金融知识与农村的现实在他身上断裂开来，从那时起，他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我读的不是顶尖的学校，毕业后可以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或者考个公务员。但北上广不缺人才，而家乡这么落后，我回来，机会应该更多。”
但这是郭祁琦的“官方说法”。事实上，大三那一年，微商刚刚兴起，郭祁琦就利用微店卖漾濞核桃。销售最好的时候，一个月的利润就有两万元。此后，他的学费、路费都靠自己卖核桃来挣。“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还留在大山里。“用经商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这是最快的。”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仅是云南这种西南边陲，出身江苏淮阴农村的大学生陈乐也被自己看到的乡村现实所困扰。“80后不愿种地，90后很多人都去了大城市，我们00后很多人会把小麦当成韭菜。现在从事农业的，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农人，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农村根本看不见年轻人，更别提田里了。大部分老农人种地根本挣不到钱，有时候辛苦一年，连本都回不了。”
在扬州大学，陈乐学习的是畜牧专业。在他看来，处境最好的同学，是到专业对口的养殖场工作，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还有不少同学在准备考研，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回到家乡县城准备考事业编，余下的则在读书的城市“随便找个工作干一干”。
近两年，应届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相较5月增加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如何在就业市场中突围？是1158万毕业生面临的“社会第一课”。
“秒变小学生”
“我是个00后，今年刚毕业，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回家种地了。”3月7日，决心成为一名“新农人”的扬州大学毕业生陈乐，用一条抖音短视频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以陈乐为代表的“00后”毕业生，选择成为新农人，离不开政策的助推。早在2019年12月10日，人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持续出台。
“大学生怎么了？只要你干了农业，秒变小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乐的视频都是记录自己作为“农业小学生”是如何在瓜棚里学习。
要给西瓜打药，陈乐才知道，他在视频里看到的那种全自动化大棚，投资额动辄就要上百万元。而表哥的大棚里，农药装在一只固定位置的大水箱里，要打完整个大棚，需要人拿着水管来回走动喷洒。打药意味着在大棚里站一整天，忙完一天，腰酸背痛，呼吸道也会不舒服。
要给西瓜授粉，陈乐才第一次知道，花朵还分为公花和母花。操作时，要把公花摘下来，把公花上的花粉一点一点涂在母花上。“母花的花蕊上都必须得涂到，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必须得靠人力一朵一朵地涂过去。”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授粉直接关系到西瓜的收成，为此，表哥不敢将工作交给雇来帮工的工人，也不肯让初来乍到的陈乐直接上手。
陈乐观察学习了两天，才被允许操作。60亩大棚西瓜的授粉，全靠表哥、陈乐和阿姨三人一起完成。陈乐自诩是不怕吃苦的农村娃，可授粉结束，他得休整一整天才能缓过劲来。
但陈乐觉得，这还只是最初级的挑战。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短视频，为家里低附加值的农产品搭建一个可以获取更高利润的零售渠道。这意味着他需要输出更吸引人的内容，获得更大流量。仅有流量还不够，“你的账号应该更加人格化，成为粉丝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任，才能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们。”
陈乐的尝试并不顺利。因为他太年轻，又缺少经验，要输出西瓜种植技巧等内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比不上抖音里四五十岁的老农人面孔。他本希望能在今年5月西瓜上市的季节积累足以支撑零售的粉丝数量，但效果不及预期，他感到挫败。
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成功打通从种植、内容生产到销售的链路，仅仅亲力亲为地参与种植，展现劳作过程是不够的。在他看来，要成功做起一个“新农人”账号，就不能只作为一个边缘角色，自己必须得是一片农田的主人，为农田和产出全权负责，只有这样，做出的内容才足够真实，才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但问题在于，要独立成为一片农田的主人，就意味着土地承包、农资购置，这都需要资金。陈乐刚毕业，没有足够的积蓄，需要靠兼职工作来支撑他做短视频的支出，独立经营农田则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靠网贷启动
决定做电商后，杨小强给四个散落各地的好朋友打了电话，张明霞是其中之一。
五个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在天水的校园里结下深厚的友谊。“进了本科院校，你可能会发现大家都在学习。但进了我们这样的专科学校，同学都在谈恋爱，都在玩。”杨小强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学会迅速分化成两个群体，一群人沉溺在玩乐里，另一群人则四处寻找出路。
“只能做小生意。”达成一致的五个人，送过外卖，收发过快递，还卖过花牛苹果。最终，他们发现，能稳赚不赔的，还是收废品。有人毕业了，他们就去收那些被丢弃的书本，再从里面分拣出小说，一部分卖废品，另一部分卖二手书。在那样拮据和青涩的生活里，理性、沉稳的杨小强成了小团体的“主心骨”。因此，毕业两年后，虽然五个人各自有了工作，但杨小强的一个电话，就能叫回所有人。
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在拥有足够的粉丝和流量以前，他们需要熬过漫长的启动期。2020年，孤注一掷的五个人，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运转。卸一吨货，价钱最好的时候，也只有47块钱。最险的一次，几个人一起从车上跌落，摔得好几天都走不了路。“我们干日结，纯苦力。”杨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五个口袋空空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对张明霞来说，那是一段极度黑暗的日子。四个男孩做苦力来支持她拍视频，她不知道自己要拍点儿什么才能获得关注，着急的时候，她就一起去打零工，“分拣一晚上快递，回来得睡三天才能缓过来。”为了省钱，他们只吃馒头榨菜。
坚持了几个月后，张明霞站在腾格里沙漠与绿洲交界的边缘，黝黑黝黑。她戴一顶草帽，捧一只金灿灿的小蜜瓜，就像她给自己取的昵称“胖娃娃”。“这次大家相信这是沙漠边缘产的瓜了吧？”也许是因为画面足够有说服力，有一天晚上，四个男孩子打完工回家，发现直播间居然有了五万元的销售。
但兴奋没有持续太久，销量起得猝不及防，他们备货不多，只能临时四处寻找货源，没有足够的货款，也得想办法硬凑。
找同学朋友几百、几千地借，钱凑不够，杨小强只能网贷。“上学的时候，我看同学用网贷买球鞋，我就想，为啥要借钱来花？没想到，为了创业，我也得贷那么多款。”杨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能还上，但借得太多了，“十几个平台，征信是花的，以至于现在想走正规渠道贷款都贷不了。”
一年下来，账号的粉丝数量和店铺的销售都有了起色，可一算账，五个人还是赔了20多万，直接导致另外三个成员退出。
他们栽在熟悉的苹果上。读书时就卖过的花牛苹果，直播间的销售足够好，可由于苹果抢手，头一天的成本价格还是一斤六七毛钱，第二天就涨到了一块五一斤。农产品利润本就微薄，“一斤涨个几毛钱，就赔完了。”杨小强回忆。
等到销售静宁县特产红富士，他们吸取花牛苹果的教训，决定先囤货。花牛苹果和静宁富士在当地都非常有名，虽然静宁富士的价格要比花牛苹果高，但杨小强想，既然能把花牛苹果卖出去，静宁富士应该也没问题。他们每天都去收货，到手就存放进仓库。
“有时候会觉得做电商就像在撞大运，有的产品运气好了，一下就卖爆了，有的产品再怎么努力，就是卖不动。”杨小强告诉记者。事实上，他们豪赌一把的静宁富士，恰好就缺少了那点运气。无论张明霞怎么努力，静宁富士的销量就是上不去。教训太惨痛，赔得不堪回首，“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反正一仓库苹果先转进冷库，第二年实在没办法，一毛钱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做果汁了。”
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
深入农业和农村，年轻人会陷入一些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困境。迄今仍让朱波不平的，是几年前与当地政府的一次合作。
当时朱波的工厂已经运营两年，势头不错。当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厂向1076户农户出售售价为6500元一台的机器。当地政府允诺，农户向朱波支付2500元，剩余的4000元，先由朱波的工厂垫资，待农业局和林业局发给农户共计4000元的补贴到账后，再由农户支付给朱波。此后，朱波得到通知，称相关资金由省一级主管部门统筹整合，“这笔资金就一直欠着，欠了我们500多万，快六年了，杳无音讯。”
郭祁琦运气好一些。资金吃紧，他们一边扩大销售区域，一边依靠研发新设备，申请专利。“农机方向的科技创新比较少，我们申报一些省级、国家级的项目会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科技部的项目获得200万元的补贴才渡过难关。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
“以申请中央和省一级的项目为例，要申请，你就必须要有跟农户合作的经历，要有利益链接机制。我们跟农户一起做事情，所以在申报的资料准备上，我们非常强，做起来也很简单。但政策风险也特别大，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钱。”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明霞和杨小强遇到的，是另一种困境。农产品上市本就有窗口期，窗口期内，价格又会随行情波动。做微利的农村电商，如何在库存滞销风险和断货风险间找到平衡，对年轻的电商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做水果，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一批货拿回来，不一定全用得上，残次率也参差不齐。昨天的残次率只有5％，今天可能会达到10％。到了10％，今天收的货可能就不够发。”杨小强说。
要以严格的收购规则要求农户控制残次率，这样的规则屡屡失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规模小，而是因为一个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如果农户天天忙着挑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果实直接烂在地里。以樱桃为例，产品本身就很脆弱，挑出来的次果，要么倒掉，要么就以一两块钱的价格贱卖。相比农户，我们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可以挑选出残次品走低价的电商平台。”杨小强说。
“并不是说我们多么（高尚），其实定规矩的时候，我们的界限也是很明确的，但是在工作中……”电话里，杨小强和张明霞笑起来。“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要坚持这个界限真的挺难的。前两天，我们收民勤蜜瓜，一开始就说，就要这么多，多的一点儿都不能要。”张明霞回忆，当天，供货大叔送完定好的瓜后，晚上又多拉来一车瓜。
“我们努努力，是能卖掉的。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消化，警告他们，瓜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张明霞爽朗大笑。
另一个难题来自物流。定西偏远，物流成本高，再加上西部电商发展整体滞后，导致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容量和效率都受到限制。“西安、郑州的分拨中心比较大，一天几百个挂车都能中转过来，但西北这边，哪怕只有几十个挂车，人手设备也跟不上，货总得在那里压个四五天。”杨小强坦言。
此外，合作的快递公司价格亦时常波动。“我们发货的网点，要是完不成他们的任务，运费就好商量，你说啥就是啥，他们一旦完成了任务，价格就高了。”张明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实话，在农村，合同很多时候就是一张‘纸’。”电话里，杨小强笑着说。这是农村的现实，他不抱怨，只是想方设法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2022年初，杨小强和张明霞还清了债务，如今，他们始终能留着几十万元的现金保底，再也不用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返乡是从就业市场突围的一条好路么？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农村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关于“新农人”的报告。这份名为《数字农人：新媒体赋能下的乡村发展新动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抖音平台上有超过4万名三农创作者。其中，城市白领返乡创业占比最高，为21％；农民工和大学生占比分别为17％和13％。在所有创作者中，31~40岁的返乡青年占比54％。
该报告主持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璟告诉记者，抖音的“数字农人”中，有62.96％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3.33％拥有本科及硕士以上学历，有12.35％成为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
“经课题组调查测算，2021年抖音三农创作者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岗位合计达54.8万个；带动二次创业并建立10372个农林牧渔、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的中小型企业，保守估计，直接整合带动130万周边农户。”前述报告称。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和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认真考虑将农村和农业当作自己未来的出路。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检索“大学生返乡”“大学生助农创业”“大学生新农人”，有越来越多站在农田里的年轻面孔，养猪、卖核桃、种菌子、卖茶叶、卖水果、放牛、种藕，他们或是讲述自己的返乡故事，或是展示耕种、收获的过程。对于这样的内容，评论区里总是涌动着善意和鼓励：“三观正”“未来可期”“靠自己劳动创造财富不丢人”“只要不啃老，什么工作都不丢人”。
然而，经过半年的历练，陈乐认为，回乡创业并不适合自己这种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种植知识和技术的“小白”。这与前述研究的调查结论相吻合，报告指出，“新农人”较一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更突出的土地、融资、雇工、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还要面对家庭不理解、社会不认可、对农业不熟悉等自身问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返乡真的是一条好出路吗？
郭祁琦认为“年轻人要来农村创业，一定要明白‘先稳定、后发展’。你来到这么穷、基础设施这么落后的地方，手里的钱会非常少，心理落差会非常大，还会遭受家人的质疑、朋友的否定、社会各界的不理解。来了以后，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而且会因为政府不支持、基础设施不到位等原因备受挫折。但你要知道自己的野心，而且得能做到韬光养晦，真正藏下来，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否则这条路你根本走不下去。”返乡潮流下，郭祁琦提醒。
“我们的教育，整体上还是比较封闭、标准化，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思想观念都还比较封闭，多样性和创新性不足，被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束缚。这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共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也会表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农村创业，真的很累、很累。要回来，主要就是得不怕苦、不怕累，不要怕晒黑了。”张明霞笑着说。
“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辞职回家创业，拍视频、记录生活，但我发现他们压根就不像一个新农人。”杨小强说着大笑起来，“我看他们打着伞出去拍视频，就觉得（滑稽）。”杨小强认为，现在的受众都足够聪明，渴望看到真实的生活，如果决心成为一名新农人，就要做好将自己融入自然的准备。
“既不能说青年人下乡就没有好选择，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青年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就该让他们下乡。”储朝晖认为，当前，对于青年人返乡的现象不能做一概而论的判断，返乡究竟是不是好选择，要取决于每个人的专业兴趣，家庭和学校可以提供参考意见，而政府则应该创造一个城乡平等发展的机会和局面。
“城乡一体化，不应该是区分中心和边缘的一体化，而是平等的一体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仅靠一个个个体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非常困难。要解决乡村的问题，包括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都需要建立这样平等一体化的社会机制。”储朝晖提醒。
张璟在调研时发现，目前参与“乡村振兴”的农业经营者、社会组织、MCN机构等主体间的利益连接机制仍不健全。“地方政府该做什么，经营主体该做什么，社会组织该做什么，乡村培育出的‘新农人’又能做什么，还不清楚，还没有磨合好。”张璟告诉记者。
（应受访者要求，朱波为化名）
发于2023.7.24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返乡突围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记者：王宇